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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14 December , 2017

陈佩斯老了。

眼前的他眯着双眼,一小撮白胡子横在口鼻之间。他手里端着不锈钢水杯,坐在窗户边的椅子上,阳光刚好落到他的左肩上。偌大的排练厅里,几名年轻演员正在紧张排练几天后将上演的舞台喜剧《托儿》。

这是陈佩斯的第一部话剧,也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之一,2001年推出后至今演了几百场。

在这十多年里,他还演了《阳台》、《老宅》、《戏台》……春晚舞台上“吃面条”的光脑袋小人物转入话剧大舞台,但说的、唱的、演的还是老百姓的戏。

坚持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他心里有谱:别人拍大时代电影时,他拍喜剧电影;相声流行时,他搞小品;别人往电视荧幕挤,他往话剧舞台上走。后来,他开办喜剧培训班,招收学生,一起走到最后的同行者寥寥几人,他知道自己难逃孤独。

2017年夏天的一个早上,63岁的陈佩斯5点多起床,6点吃完早餐,经过“太太审查”后,他穿着一件浅粉色的衬衣出门了,手里握着一支牙膏和牙刷迈进排练厅。

那里是他一天的喜剧战场。

“等等,再来,再来”

“3,2,1,开幕。”陈佩斯坐在窗户边的椅子上,话音落下,演员开始了表演。

“你那句‘电话占线’是往回走两步了才说……稍等,看不出你那气息来”。

一名年轻演员刚讲出台词,陈佩斯打断了他,“这表演整个是不对的,要特别积极的,你是急不可耐地要表达这句话。”他边说边自己演了起来。

此时,他是一个极严苛的导演。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一场电话的戏,重复排了数十次。陈佩斯的目光在演员身上游移,脸上的表情随着剧情的起伏而变化,沉醉的笑或紧蹙的眉。“这是一个动作线和反动作线的关系,你们的动作线一定是要奔着幸福美满光明,奔着大喜悦大光明去的,这就好看了。你后面被人消解,被人欺负就好看了。”

 

后台排演 资料图

整个排练大厅里,除了演员念台词的声音,只剩下陈佩斯给演员说戏的声音——

他能叫出每一个年轻演员的名字。演员气息不对,台词慢了,表述累赘,口型不对,节奏韵律不协调,情绪没有表达出来,他一准噌的从椅子上弹起来,“等等,再来,再来啊。”

排练休息间隙,几名年轻演员互相开着玩笑,陈佩斯在一旁嚼着根黄瓜,静静看着他们。

儿子陈大愚在《托儿》里面扮演一家婚介所的年轻小老板“陈晓”。当天的排练进入尾声,陈大愚正和另一个演员对戏,父子俩因为一个位置的坐法产生了分歧。

“你应该给他腾出一个位置。”陈佩斯指着另一个演员说。

“他可以坐这边。”

“那你也不能让人家坐,你往那边,让人家坐你的位置,这个位置挺尴尬。”

“那我一会儿晚点坐。”

“也可以。”

陈大愚坐在排练厅里的航空箱上,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排演《托儿》。平时由他负责演员的排练,那天他嗓子不舒服,于是请父亲“出山”。

“他主要没有使劲排我,别人的问题大一些”,陈大愚转头对记者说,要是搁在之前,陈佩斯抠细节能抠到他的眼球。

后台排演 资料图

平时在家里,父子俩常聊的也是戏和表演。陈大愚是理科生,偏重逻辑思维,陈佩斯偶尔会让他帮忙整理剧本,打字和修改标点符号,询问他的一些想法。后来,他子承父业,也入行当了喜剧导演。

“你做演员这行,必须得非常严格要求自己,别人能演的东西你演不了,你就没饭吃了。”陈大愚对这行危机感的认知来自父亲,后者常说,“如果导演说你会这样吗?我不会,学去,而不是说我不会,不可以,有一个新人比你强一点,立马换,没什么好说的。”

《戏台》演了上百场,陈佩斯还是要求演员复排再复排。

大道文化的宣传经理付蕾每次看到陈佩斯从舞台上下来,都是大汗淋漓,“他年纪大了,但表演特别用劲儿,让人担心。”

“搞喜剧的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就是观众的笑声。”陈佩斯有一个习惯,每次从舞台上下来,都会站在侧台的幕布旁,看其他演员的演出。

“他有时在侧台看,有时在观众席,不满意他会抽时间告诉你。”大道喜剧院第五期的学生陈坤说。

在她的记忆中,每部戏巡演一轮下来,陈佩斯至少要看一场。“他常说一定不能糊弄观众,不能偷懒。”

“自我折磨”和“取悦他人”

陈佩斯做的是结构喜剧。

“不是通过搞怪的表情动作来赢得观众的笑声,而是通过故事的情节来让观众一步步达到发笑的目的。”学生陈坤解释说。

2012年,陈佩斯开办大道文化喜剧表演培训班开始培养喜剧人才,每期选拔十几个人,但最后留在喜剧舞台上的只剩下三四人。

在第三期学生钱雪莹的记忆中,学生进来后的第一堂课,陈佩斯从原始人类的进化和笑行为产生的生理机制说起,“统摄笑行为的内核就是有悲情的因素存在,优劣高低贵贱的差势存在”。

在课堂上,他给学生分析喜剧《阳台》的悲情内核。“精明人的悲情内核在哪,他相对有点笨的人,等于是残了,因为他的聪明对笨的人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阳台》里,某机关处长侯建设就是这么一个人。“把他的存折一股脑都带走了,他的行动线就产生了,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把钱丢了,这个悲情内核是能要他命的,由此,他就产生了他的行动线,要把钱找回来呀。”

早在1986年,陈佩斯在河南农村拍《少年的磨难》的时候,他就开始琢磨这事儿。

那时,他在一条土路上拍戏,光着脚追汽车。地上都是蒺藜,夏天是绿色的,一入秋天就变黄了,跟土地颜色一样。他一跑一扭,脚底扎满了蒺藜。“里三层外三层的上万人看我光着屁股在那跑呢,别人看着觉得好笑。”

导演喊停,他一下就趴到了地上,周围的人又笑了。他把脚上的蒺藜一个个拔下来,“围观群众乐的呀,开心的呀,都笑的不行了。”

此后,他总问自己喜剧是什么。“这么残酷这么残忍,我当时不能接受。”痛苦了五六年,脑子里转不过弯儿来。“后来强撑着把那几年的节目也都演下来了,但是心里的那个坎儿迈不过去,认为喜剧不是一个好东西,太残忍了。”

直到有一天,他再看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看到挂在墙上那张翻上翻下的床。“我想我拍一部电影,一个镜头要拍很多遍,他一个镜头拍了七八分钟啊,一个镜头完成的得拍多少遍啊。”每一个技术和小的动作环节我看的很开心,电影里的卓别林一会儿被床弹起来,一会儿被砸下来,一会儿又挂在墙上。

陈佩斯突然意识到,喜剧是“通过自我折磨,把这先完成了,再去取悦于他人。”

这些年,研究分析喜剧理论,陈佩斯慢慢地明白一个道理,“人的笑行为从一开始就是由一个低的弱势向强势完成,一个表示服从,一个表示放弃优越感,用我的低姿态赢得你的优越感。一笑,就是放弃优越感的时候。”

《警察与小偷》、《吃面条》、《羊肉串》这些早期作品时,他还不知道“悲情内核”,只知道反正有人倒霉就行,后来回过头分析,才发现“其实里面也有这种东西”。

最早出现在他和朱时茂的小品《警察与小偷》中。警察问小偷,你在哪儿上班?小偷答,派出所。警察问,派出所出来去哪?小偷答,去监狱。

双方用各自惯有的语言方式去问话和回答。“我们把这叫互不干涉,两人各说各话,才能把这误会维持下去。这里有个悲情内核,小偷刚从牢里放出来,临走还不忘偷一下警服出来,就等着那保险箱砸开了,在过年的晚上去偷,有饭吃了,巨大的悲情内核;警察看走眼了,他有他的悲情在里面。”

从2005年的喜剧《阳台》起,陈佩斯开始在舞台剧作品当中运用自己的喜剧理论。他认为,喜剧是依据条件存在的。比如悖逆条件就是创作者找出人物的行动线,然后利用另一个事件或者情况刺激导致人物行动被迫中断。

《好大一个家》剧照 资料图

后来,陈佩斯将这些理论运用到电视喜剧中。2013年,他导演了一部电视剧《好大一个家》。他说自己只是想做个实验,“尝试我的很多喜剧的理论在电视上能不能用”。

拍摄现场,就像一场戏剧排演。开拍之前,他直截了当告诉导演组,演员和摄影,自己要的是什么。一场戏他不满意的时候,直接打断,拿掉TV(监视器)。“所有的行动产生了,满意了再用TV记录下来。起码我被检验,我能够经得住检验。”

这张脸

排练厅的窗户占了半面墙,陈佩斯倚靠在窗前,时而站立,时而坐下。除了鼻子下面的那条灰白色胡渣和笑起来时挤出的几条鱼尾纹,他依然高大,动作敏捷,面部表情丰富。

还是那张脸。

在三十多年前的小品《拍电影》中,扮演导演的朱时茂描述过这张脸:“说句心里话,这个演员的形象不是太好看,焦点要注意啊,不要对着鼻子上。对着鼻子眼睛可就看不清楚了,因为他的眼睛和鼻子的距离比较远。”

这张脸,也曾被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歌舞团鉴定为“普通”。19岁的时候,陈佩斯报考这两个单位都被拒绝,因为这张脸在河北河南之类的地方,“一拉一大把”。

考到第三家的时候,陈佩斯终于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录取。录取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那张脸。

那时演员剧团需要一些出演反派的演员,陈佩斯那张“长得比他爸爸还难看”的脸,恰好为他谋得一次机会。

这张脸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是在话剧《万水千山》里。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部反映红军长征的话剧,陈佩斯的角色是一个跑场的匪兵。

那时,他和搭戏的演员合计,跑路时一人回头放枪,一人配合把帽子扔天上,以增加戏剧性。因为这种琢磨劲,他后来被“提拔”去演一个俘虏兵。

俘虏兵不过几分钟的戏,但被陈佩斯演的活灵活现,“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与众不同,他很有天赋。大伙一块说笑话,他在语言上、动作上就是比别人可乐,他有把人弄笑的天资。” 当时在总政话剧团、参与了《万水千山》演出的编剧毓钺曾向媒体回忆说。

但这张脸被观众熟知,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他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

在这个舞台上,他和搭档朱时茂留下了《吃面条》、《羊肉串》、《警察与小偷》、《主角与配角》等经典作品。不过他后来也在媒体采访中回忆,和春晚的合作并不顺利:陈佩斯热衷探索舞台形式的突破,他曾多次提出根据不同小品内容,运用视频手段等试验,但都没被采纳。

陈佩斯和老搭档朱时茂合作的小品 资料图

这个舞台成就了他,也改变了他,上了11年春晚后,陈佩斯和这个舞台决裂了。1998年他和朱时茂出演小品《王爷与邮差》后,再没有在春晚露面。

第二年,陈佩斯和朱时茂一张状纸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央视全资国企)告上法庭,状告原因是对方未经作者授权,在发行的光碟里收录了他们在春晚舞台表演的8支小品。

2001年底,二人胜诉。“我们不是什么斗士,千万别有这么高的说法。我们只是对错误的事情说个‘不’字,对自己被侵权表示愤慨和不允许,仅此而已。”陈佩斯在接受腾讯新闻采访时说。

除了这场官司,那几年里陈佩斯似乎凭空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揣测和流言。有人说他被央视封杀,没有任何演出机会,穷困潦倒,只能去北京郊区承包荒山种石榴谋生。

事实上,那片山在风波前的几年就承包了,他在那买了院子,是周末常去的一个家,想在山林的环境下“使自己安定下来”。山上种了果树,朋友们常来采摘,但没靠这座山赚过钱。

陈佩斯仍然在开拓自己喜剧的疆土。

喜剧“个体户”

他说,自己走上喜剧道路,“完全是因为生活所迫。”

1991年,陈佩斯脱离体制,单打独斗,在海南注册成立了一家喜剧制作有限公司。两年后,他把公司改名为“大道影业公司”,取名“大道”是因为希望“这是一条走得通、说得清、道得明,可以坦坦荡荡地走下去的路”。这是中国最早集影视、制作、发行于一体的民营企业。

2001年,成为喜剧“个体户”的陈佩斯开始演出话剧。这种演出方式有点类似旧式艺人的撂地:放下架子,直接面对观众表演,即时接受他们的反应。

“撂地能成就一个艺人,能得到很多舞台上得不到的经验。”陈佩斯说。

同年,陈佩斯带着喜剧《托儿》行走全国。那是中国话剧的低谷期,体制转型,人才断档,话剧演员纷纷在外演出电视剧。陈佩斯说,无论什么行业,坚持到最后的人都是少数,他看得开。

《托儿》在第一轮演出33场后,收回投资。大道公司官网显示,该剧在全国巡演中“创造了上千万元的票房神话”。至今,大道公司先后出品了8部舞台喜剧和1部音乐剧,累计巡演超过600场次,吸引了70万观众进入剧场。

在上世纪80年代的老照片里,陈佩斯打扮时髦,长发飘飘,衬衫解两个扣束在牛仔裤里。如今,年纪越大,他越返璞归真,穿长衫踩布鞋。

编剧史航曾向媒体形容陈佩斯:“他在我们眼中也许就像一个身穿大褂的老和尚,但他的背后却可能挂着刀和枪。”

现在的陈佩斯,除了研究喜剧,演出和写剧本,几乎没有其他爱好。他的世界很安静,每天腾出两三个小时在电脑上写剧本,没事的时候宁愿坐在院子里发呆。“别人都以为,喜欢穿布鞋和中式服装的陈佩斯很古朴,其实他很现代。”跟了陈佩斯三年的助理说。

尽管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但互联网上关于他的文章还是不断冒出来。这两年,小品借助综艺攻城略地,出现了多档喜剧爆款节目,但陈佩斯还是像那个身穿大褂的老和尚,入了定,稳稳地扎在舞台喜剧里钻研。

演出了数百场后,2013年,陈佩斯不再参与《阳台》的演出。对年近六旬的他来说,里面人物的动作太过激烈,“我演不动了。”

《阳台》交给了他的学生,他自己专注演《戏台》里侯班主。

话剧《戏台》剧照 视觉中国 资料

在他的演出规划里,有一天演不动侯班主了,他还可以选戏份较少的角色演:70岁演剧里的徐处长,80岁扮刘八爷,“90了我就演一剃头的,开场完我回去睡觉。”说完,他仰头笑了起来。

那天晚上7点半,排练结束。陈佩斯的光头上扣了一顶黑色鸭舌帽,他蹬着双黑布鞋轻盈地迈出排练厅,和演员一起消失在夜色中。

几天之后,《托儿》在剧院上演,由陈佩斯的学生们担纲演出,台下座无虚席。

演出那天,陈佩斯并不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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