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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18 June , 2018

2017年12月14日,上海发布文创五十条,其中有专门条款优待外来人才。这些“海漂”人才的到来为上海的文创产业作出了贡献,也为城市增添了活力,彰显了上海的文化软实力。澎湃新闻聚焦“海漂”人才,讲述他们和上海的故事。

2017年12月14日,上海市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大会举行,发布《关于加快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文创五十条),其中,对于文创产业的人才政策备受关注。

在“文创五十条”中提到,对青年人才,把解决“海漂”文化人才安居问题摆在突出位置,加大人才公寓、公租房保障力度;探索文创人才享受居住证积分加分等政策,鼓励青年人才扎根上海。

以往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大多依托于老牌国有制片厂上影这块招牌。而在上影的体系中,本地创作者还是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主导。而如今在上海的电影事业,已经聚集了不少“海漂”。他们有的来自本土人才孵化机构的培养,有的蛰伏于城市本身的魅力,还有的是被这里有待的政策所吸引。和“北漂”或者“横漂”相比,在他们的叙述中,“漂”在上海多了一份属于生活的考究和从容,也能从纷乱繁杂圈子关系中保持更纯粹的创作状态。

冯曌的作品

冯曌:从业十年“回炉”改造升级的化妆师

来自武汉的冯曌做了十年化妆师,2015年“升级”了一下,成了一枚特效化妆师。

做活动会展化妆师的时候,冯曌就喜欢看美国的真人秀综艺《Face off》。有时候自己找些山寨材料,拿自己开刀做个小伤口玩玩。在过去很多年里,冯曌都想学特效化妆,他关注过北美招收这个专业的学校,但高昂的学费和生活成本让他望而却步。

2014年,上海大学与温哥华电影学院合作办学,主打“实践”方向的上海温影开设了特效化妆的专业,吸引了冯曌的注意。在此之前,他关注的北美院校中就有温哥华。“那一年我就是决定去读书的,本来已经在北京的另一个学校报完名了,但是那边迟迟没有开学,对比了一下课程,我就来上海了。”

冯曌来上海的时候,家人并不同意,“他们觉得我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又重新去读书。本来也能养活自己过得挺好的,新学的那个东西他们也不了解,也不知道前景怎么样。”但对于特效化妆多年的兴趣和对于未来行业需求的信心还是让冯曌义无反顾地来到了上海。

上海温影的课程紧密而艰苦,冯曌印象里,通宵达旦的做作业几乎是家常便饭,老师也几乎不会插手帮忙。等到把目前国际上通用的一些特效化妆的材料都“驾驭”一遍,一年的时间也就匆匆过去了。温影第二届特效化妆班的学生里只有一半多点的人毕了业,好多人吃不了学习的苦或者跟不上进度,主动离开或者被劝退了。冯曌说自己倒真没觉得苦,一来他本身对此有近十年的兴趣和热情,二来出生于1983年的他当时已经是班里的“大龄学员”,为了圆梦毕竟付出了放弃安逸安稳生活的代价。

温影的学习,给冯曌带来两个观念上的转变,一是对于想象力和生活经验的要求,这让冯曌在生活中有时候看起来像个怪人,“我在路上看到个老年人,可能就会盯着他的皱纹纹路看很久。”二是对于化妆材料规范细致的卫生标准。“以前如果同时给很多人化妆,很自然就一个刷子这个人用完给那个人用吧,但是来老外那里,他们必须一人一换。”

冯曌的作品

眼下冯曌已经参与过多部国内院线作品的制作,包括段奕宏主演的《引爆者》,黄渤首次指导的电影《一出好戏》,以及《时间去哪儿了》中贾樟柯导演的段落《逢春》,还有近期即将上映的吴君如导演处女作《妖铃铃》等。期间也有些网剧、网大的工作找到冯曌。他经历过精工细作的剧组,比如段奕宏对专业的高要求让他第一次给他画伤的时候紧张得全身湿透,也被拍戏拖沓到特效妆容脱落的导演或者介意自己化了妆不好看的拒绝配合演员气到过内伤,“很能理解有的时候观众说要给化妆寄刀片,但是很多时候真的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只能修炼好自己的本事,在需要的时候拿得出手。”

毕业一年多的时间里,冯曌的工作邀约几乎没有断过,剧组来自全国各地,眼下过年他总算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休息。毕业的时候,一些同学纠结是留在上海还是去北京,已经干了十年化妆工作的冯曌毅然决然地选了上海。“北京虽然机会多,但是那边的人也多,竞争激烈,最后就是比谁的价格低。”

冯曌的工作照

采访临近年终,冯曌说自己之后的愿望是可以继续进步,跟更大的组,学更好的技术。眼下中国电影的产业蓬勃,从奇幻武侠到战争警匪,各个类型片对于特效化妆的需求都在升级。冯曌也承认目前的机会都还是一些小成本国产电影的剧组,“像《三打白骨精》这种大片,本身已经不差钱,就会把造型外包给国外的团队。”冯曌认为,“因为现在资方有钱了,市场也大,许多好的国外造型团队也愿意来中国工作,他们的技术确实也很牛,如果有机会可以进这样的组,有机会‘偷师’,也是很好的。”

不过,身为一个影视行业的工作者,眼下冯曌作为“海漂”最纠结的就是上海租房成本不低,而剧组工作的特性决定了他根本没多少时间真的住在自己租住的房子里。可是他也不能不租房, 因为这个职业让他成为了一个拥有比自己女朋友“化妆品多得多”的直男,冯曌因为职业关系,养成了囤化妆品和特殊材料的爱好,这些东西堆了他满满一屋子。上个月他作为全球8个入围者参加了在温哥华举行的国际特效化妆大赛,比赛之余他对逛街买衣服特产全无兴趣,最后带回来的全是各种化妆品。

冯曌的工作照

吴伟:为写剧本研究过上海,为拍电影来到上海

到年底,吴伟来上海就正式两年了。爱好文艺片的观众可能对这张脸有些印象,娄烨的《春风沉醉的夜晚》中的王平就是他。

吴伟不是学表演出身,作为2000年中央戏剧学院第一届编导专业的学生,吴伟在毕业后做电视剧编剧,做剧本策划,以及艺术学校的兼职老师。

吴伟结识娄烨,是在他被禁的那几年。虽然不被允许在国内拍片,娄烨的创作并没有停止,几个感兴趣项目的剧本开发也都在着手进行中。《春风沉醉的夜晚》之后,娄烨曾想做一个关于二十年代革命党人的故事,吴伟作为娄烨工作室的编剧跟进了约摸两年的时间。那个时间里,陕西人吴伟对于上海的历史做了非常系统的了解,从上海的开埠,法租界公租界都做了研究,“那两年没接什么活,拿一点工资。”如今想来,吴伟说,那段时间的经历,可能也是促成他来上海的原因之一,“因为那个时候做了大量的功课,来上海之后觉得很熟悉。上海一百年来主城区的格局其实还是没怎么变,历史在其中有沿革,也都能找到昔日辉煌的影子。虽然我没怎么来过上海,谈不上有经验,但决定来上海之后,发现能很轻松的融入,也发现以前研究的东西,街道建筑都很亲切。”

那个项目一直没有进入到拍摄阶段,娄烨投入了其他项目,吴伟和他暂时分道扬镳,吴伟进了香港TVB在北京的翡翠东方做剧本策划。

电影《马赛克少女》工作照,吴伟(左)和导演翟义祥。摄影:李鹏

2015年底,翡翠东方公司倒闭,人员解散,吴伟接了个在上海拍摄的关于淞沪会战的电视剧,机缘巧合之下来到了上海。加上一段感情的牵绊,他就留下了。

和在北京的15年相比,吴伟觉得来上海的两年,“生活质量显著提升”,北京的状态总是灰头土脸埋头工作,在上海却不自觉地开始注重经营生活,“这座城市本身就注重生活品质。我经常会在上海的出租车上听到古典音乐,在北京从来没有过。”不过,这样的生活状态偶尔让吴伟有点“不安”,毕竟安逸和舒适对于创作者,有点儿“腐蚀”作用。

如今吴伟在松江开了自己的工作室,接了一些网剧的活作为养活自己的经济来源,心里盘算着自己的创作,准备明年开拍自己的电影导演处女作。他是误打误撞的选了松江,也并没有研究过松江面向影视的政策红利。

谈及近两年来在上海的生活,吴伟大体是满意,但如果是更年轻的“起步阶段”,他觉得可能还是北京更合适。“上海还是比较现实的,可能因为这里的人本身也比较谨慎,所以会需要你已经有了一定的成绩和作品,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才能够得到信任和一些扶持。北京因为有太多的外来者,太多的新人,虽然比较乱,但是乱中的机会也会比较多。”

吴伟说,“2010年以后,刚好是中国电影爆发的时期,资本的热度也上来了,新兴的公司崛起了,中国电影的市场起来,跟我那几年的付出好像没什么关系。当然会有一点失落,在生活质量上也会有影响。虽然知道自己做的事情也能在内心有一点点成就感,但是对于今天的职业生涯并没有什么帮助,人家还是要看你有没有写过有票房的片子,有没有卫视播出,看你了不了解市场。我觉得我自己是了解的,只是我的工作履历上没有那么突出。所以这两年也要往这个方向走。”

身为自由职业者的吴伟盘算了一下来上海之后“接活儿”的数量,商业上的“活儿”不少,足够养活自己,但对于创作的态度,有时候合作起来也会有些不太舒服的时候,“大家都相信数据,虽然它可能很有道理。但是我们很难以这样一个出发点去构思东西。如果你会钻营这个东西,就会改变你的初衷。”

问他打算在上海呆多久,他说,“至少还有个两三年吧,要在这里完成自己的导演作品,或者是自己出品的东西。”

韩轶:金马获奖制片人联手奥斯卡导演“落沪”

出生于1980的韩轶,是个外表看起来很娇小清秀的女生,连说话的声音都是柔声细语的,很难将她和充满力量的讲述拳击运动的纪录片《千锤百炼》联系起来。

这部获得2014年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电影,当年和冯小刚的《私人定制》同期上映,还被人说“鸡蛋碰石头”。韩轶不服,“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不是说让你不看这部看那部,而是多了一个选择。”直到今年,《千锤百炼》仍然在以点映的形式,今年借由大象点映的平台,在全国多个城市放映了66场。

韩轶

“川妹子”韩轶早年曾在体制内从事五年的电视媒体工作,之后赴加拿大攻读新闻研究生。这期间韩轶发现自己并不适应新闻赶“截稿时间”的快节奏以及完成任务迅速转换注意力扑下一个选题的工作方式,“即使你知道你的采访对象还有话没说完,你也要转身去关心下一件事。”

韩轶对影像更感兴趣,又有媒体的从业背景,非虚构叙事的纪录片更对她的胃口,转行几乎是自然而然的。回国后,从《沿江而上》、《归途列车》,到主力操盘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中加合作纪录片《千锤百炼》,之后成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获奖导演柯文思的固定中国合作伙伴,如今她逐渐成长为一位游刃有余的国际制片人。

采访韩轶赶在她出差前匆匆的一个小时,法租界的办公室里公司的七八个工作人员因为尚未到来的工作节点,还能暂时享受午后少有的悠然时光。

自称要打理一切杂事的“办公室总监”时雨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一年里面,“极其忙”的时候占一半以上,其他还有“次忙”和“比较忙”的时候。“极其忙”的时间里,韩轶一边和国内团队白天满负荷量的工作,到了晚上还要倒着时差和国外的团队沟通,经常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离开北京,到上海生活。这个决定,是韩轶在北京气候最差的那年做的“正确决定”。当时灰蒙蒙睁眼看不到对面的天让韩轶产生了种“世界末日”的错觉,已经在北京漂了五年的韩轶觉得,是时候换个地方了。

刚巧那一年恰逢上海出台“扶植电影产业的若干政策”,上海市文广局向韩轶和她的合作伙伴抛出绣球,于是在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之下,韩轶动员着她的公司“举家”搬到上海。

“上海整个城市,就我个人而言,觉得是比北京好太多了。”韩轶喜欢上海的生活气息,“北京太大了”,虽然资源众多,可也多到磨灭了生活。“虽然不得不承认,更多的资源和圈子都集中在背景,但就我们个体创作来讲,我觉得离北京远一点,反而有这个距离可以更潜心创作。而不用在圈子里面耗费更多无谓的精力。况且也没有太远,你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去。”

眼下韩轶身为制片人的两个项目都在进展中。一部关于中美关系的纪录片《善良的天使》。导演是曾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和一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的柯文思(Malcolm Clarke),主要是以西方人的眼光来分析看待中国的崛起,探讨中美关系,研究中美两国如何相互了解,互利共存。为拍摄纪录片《善良的天使》,马尔科姆•克拉克来往中国40余次,行程近30万英里。他试图用9个故事来呈现一个宏大的命题:中国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全世界展现的活力。

韩轶(左三)和柯文思(左二)

另一部纪录片则是关于一个盲人环球旅行的故事。这部作品立项于上海,获得上海市文联的创作基金支持,“立项的时候确实感觉是比预想的快一些,还是很顺利的,这应该是政策简化后的结果。”

韩轶透露,明年她还计划制作自己的第一部剧情片,是一部以汶川地震10周年为背景的青春片。除了自己本身的成都人之外,韩轶公司的另一个摄影师姑娘是北川中学当年的幸存者,他同事也在做一部关于在地震中幸存同学们十年青春的纪录片。“从当年的十四五岁到如今的二十四五岁,这些人人生最重要的十年被一场地震改变了。但现在市场上的青春片,模式你都数得出来,其实青春是有多种多样的。今天不应该仅仅是那个样子。”在韩轶的制片计划里,这部电影的导演可能会是柯文思,虽然是一个外国人,但韩轶认为,这样的大背景中有值得深挖的普世情感,“青春的成长不一定仅仅是中国的故事,青春期心理和灾后重建,在全世界都有类似共同的经历,奥尔良的飓风,日本的海啸,洛杉矶的火灾,背后都有一群创伤少年的成长。这是一个全球的话题。”

因为做纪录片的节奏慢,产出效率低,韩轶表示,对于上海的一些影视产业扶植政策尚未充分了解和享受。“三年对于一个公司或者对于纪录片的生产来讲,都是很短的时间,我们还没有完全融入,但未来一定会是这个方向,我们第一部剧情片应该会选择在上海出品。”韩轶说。

韩轶也承认,资源集聚是做电影必须的环境,“上海如果放在1930年代就是黄金宝地,”好在今天身处网络时代,实际操盘一个项目的时候,还是可以依赖微信网络跨越空间的组建起信赖的主创团队。纪录片的拍摄,跟着拍摄对象走,拍摄地点从来不是固定的,北京的设备和人力成本都比较低,组队的时候还是从北京拉人的多。但把公司开在政策红利好的城市,还是能让项目获得更快的进展,相应的补贴,这些都是有吸引力的。

韩轶在上海的公司东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如今有十来个年轻人,几个90后手上也有了各自主要负责的制片项目,也就是说,除了自己是个制片人,韩轶手下的90后们也逐渐成长得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东北姑娘时雨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就一直跟着韩轶。一开始韩轶动员她来上海她并不同意,后来想着“先来帮她把初期落地事宜捋顺就回北京,一来就走不了了。”登山爱好者时雨说,除了没有山可爬的遗憾,她越来越喜欢上海,也越来越享受在这里的生活。

原说“漂”,总带着些不稳定的凄凉,在这些人身上倒是全然感觉不到。韩轶说“我大概是因为年纪够大,也没什么需要焦虑的东西。知道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就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时雨说,“虽然爸妈会担心,相亲人家介绍对象也要问问户口问题,但我们这代人首先追求的是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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